那年当天

5月19日，备受细心的“看·见巨贾”展览，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都门博物馆东馆）考究对不雅众怒放。宇宙28家文博单元的338件（套）文物亮相，波及甲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其中“一级加”要点文物超50件（套）。

巨贾期间，再一次走进了东谈主们的视野。今天，北京日报纪事栏目，带您一齐回归，殷墟是如何被发现的。

“看·见巨贾”开展首周，最受关注的文物无疑是近半个世纪来初度同框的两座妇好鸮尊。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位王后、中国有史纪录的第一位巾帼强人。

中国古代文件文籍中莫得纪录过妇好的名字，她的业绩通过最陈旧的翰墨甲骨文被今东谈主所知。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众东谈主不但不知妇好，即就是她所在的商代，因为只存于后世汗青而无实证，也被疑为史影乃至据说。

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文件记录，目下已知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出土于豫北洹河畔的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这里曾经是商朝的都邑，古称殷，因而商朝又被称为巨贾。商朝消一火，殷都放胆，深埋地下三千年。直到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被发现，这个酣睡了三千多年的古都才以“殷墟”之名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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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殷墟考古挖下了第一铲土，王国维、傅斯年、李济、梁念念永……一代国粹巨匠、史学各人，都曾借殷墟叩问国史。

中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以什物质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有物证可考的中华信史向前蔓延了1100多年。

“东谈主吞商史”

殷墟的发现，须从安阳小屯村村民发现“龙骨”的据说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安阳职责站站长、殷墟博物馆的副馆长唐际根告诉北京日报记者：“这是一个专门念念的历史未必。”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个方位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极端是隋唐时期一度被行为下葬一火东谈主的联想地点。

直到明朝时，才驱动有东谈主移居到这里，因此，小屯村的“村史”距今也独一几百年。

清末以来，小屯的村民往往会在耕作中从地下挖到一些龟甲、牛骨等碎骨片。村民们康健不到这些碎骨片的价值，将这些骨片唐突甩掉。

到了19世纪末，小屯村里有了一个据说。据说有个叫李成的剃头匠，得了疥疮没钱抓药。他不知从那处得知，有种中药叫“龙骨”，能治我方的病。

龙骨，如实是一味中药材，指的是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的化石。但是在好多中国古代医学文籍里，中药材往往带有机密主义色调。比如最常被说起的《本草提要》里，旁求博考地解释龙这种神异的动物。李时珍引述前东谈主专著说龙骨“生晋地川谷，及太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主治“知己鬼疰，精物老魅，咳逆，泄痢脓血……”

古东谈主为药材定名时，用上了神话中的“龙”，也许是取祯祥之意，也许是故弄虚玄，近似的还有“冰片”、“龙涎”等，好多来源于动植物的中药，定名也与其真身进出十万八沉。

剃头匠李成不知谈龙骨究竟是什么，看到境界里时时被挖出的碎骨片很陈旧，就想天然地合计那就是龙骨。他用这些所谓的龙骨治好了我方的疥疮，由此发现了一条生财之谈，驱动作念起了龙骨交易。

以当今最基本的科学学问，这个据说莫得什么真实度。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近似的据说信之者众。小屯村的龙骨交易很快作念大，成了迫切的龙骨产地——这个据说能够就是一套“交易经”，也未可知。

小屯村出土的龟甲、牛骨被当成龙骨入药，不知有几许商代端淑的历史信息被其时东谈主吃进了肚子。这也就是让后东谈主哭笑不得的“东谈主吞商史”。

幸亏，1899年时，终于有一个需要龙骨入药的病东谈主是个“识货东谈主”。

这个东谈主是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诞生，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与其时闻名的保藏家、金石学者潘祖荫、吴大赝等东谈主皆名。

那一年，王懿荣突患疟疾，便差东谈主到北京的达仁堂药店买药。王懿荣本东谈主亦然个医药行家，他躬行稽察了药的全部要素。在拿且归的药中，王懿荣发现，药方中有一味中药是“龙骨”，在翻看这些“龙骨”的时候，他惊外乡发现，“龙骨”上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标记。

金石学的一个主要参谋内容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即金文、钟鼎文。金文的出现比甲骨文略晚，字体不同，但具有叠加之处。

王懿荣当即判断出，“龙骨”上的标记是一种陈旧的翰墨。他立时又差东谈主到药店，把所有的“龙骨”一并购回并驱动参谋。

王懿荣很快认定，这些带有翰墨的“龙骨”是比钟鼎文愈加陈旧的巨贾遗物，并驱动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关联词，王懿荣尚未对这种翰墨进行深入参谋，即在同庚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裁阵一火。

这些“龙骨”基本是龟甲和兽骨，因而其上的翰墨被称为“甲骨文”，在金石学除外，“甲骨学”很快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

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是当今历史学界渊博认同的一个论断。不外，他是不是在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却像“龙骨”能治病的据说一样，还有争议。

据说，其时药行收购“龙骨”有要求，“带字的不要”，以至于一些挖“药”东谈主在找到“龙骨”后，会把上头的字先磨掉。王懿荣在药中的“龙骨”上看到有刻字，这个正值存疑。

另外，其时居住在天津的金石学家王襄，简直与王懿荣同期发现了“龙骨”上头的刻字。据他的回忆，其时有一个叫范寿轩的古董街市，带着一批刻字“龙骨”找到王襄。王襄康健到这些“龙骨”的融为一体，但苦于囊中憨涩，只买了龙套的几片。范寿轩把其余“龙骨”带到北京，被王懿荣悉数买去。

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天津雷同沦陷。范寿轩贱价抛售“龙骨”。王襄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大批。

王襄是甲骨文最早的参谋者之一，终成闻名甲骨学家。他极为诊疗我方的那批甲骨文。时逢浊世，王襄生活无言，却长久守着这批甲骨文不放。侵华日军恩威并用，西方历史参谋机构许以高价，他也不曾出售一块。直到1953年，王襄把这批甲骨文全部捐献给国度。这是后话。

甲骨文刚刚为众东谈主所知时，浩繁保藏家、拜相封侯趋之若鹜。不外，他们当中好多东谈主是为了“藏宝”而来。

除了王懿荣和王襄，其时知名的甲骨文藏家还有王懿荣的好友刘鹗（《老残纪行》作家）、晚清重臣端方、自后奴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罗振玉等。

其时，正逢西方探险家纷纭来中国寻宝探险的激越，一大批西方东谈主对刚刚被发现的甲骨文发挥出了极大热忱。在搜罗甲骨文的戎行中，留住明确纪录的就有好意思国东谈主花样敛、英国东谈主库寿龄、德国东谈主威尔茨、加拿大东谈主明烈士等等。

除了西洋东谈主除外，日本东谈主亦然较早就戒备甲骨文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躬行到安阳考查和汇集甲骨文。当今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藏书楼内还不错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东谈主汇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就是把持日本所藏甲骨驱动了他的甲骨文参谋和史学参谋活命。

一时期，“龙骨”声誉鹤起。

古董商东谈主嗅得商机，成心避讳甲骨出地盘，以把持货源，从中谋利。刘鹗等派东谈主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

自后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笃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非但如斯，罗振玉还鉴识出甲骨刻辞中有商东谈主先公先王的名号，阐明这些甲骨是商王室遗物。

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证明了此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秦章邯军交战时所驻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志》所记“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

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自此以“殷墟”名世。

抓手抓脚找东西

1936年，H127坑出土的完好意思甲骨灰土柱。

1928年，李济作为中国第一位东谈主类学博士，被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参谋院”任命为历史话语参谋所考古组主任。

傅斯年是刚刚成立的历史话语参谋所代理长处，他交给李济的第一个神色，就是安阳的殷墟。

此时，距离甲骨文被发现曾经近30年，距离殷墟的位置笃定曾经经过了20年——1908年，罗振玉在《巨贾贞卜翰墨考》上，第一次明确了安阳小屯为甲骨的出地盘。

这块注定能有惊天发现的历史遗迹，却拖了这样永劫期无东谈主问津，最大的原因天然是中国飘荡的岁月。

自清末烟土干戈以降，中国堕入百年灾荒，外受侵略、内有军阀混战，频年不竭。到1928年，北伐干戈终了，国民政府样子上长入中国，中国得以进入相对康健的一个时期。以往无暇顾及的考古终于提上了日程。

另一个迟迟不成发掘殷墟的原因，是其时的中国还莫得建立起当代科学道理上的考古学。

金石学算得上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清末，金石之学大盛，文东谈主、高官多有喜好。金石学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参谋对象。明慧此谈者要有博古通今的学问，同期也多是文物保藏各人。

金石学家重保藏，考古学重在发掘。而在中国历史上，发掘古物的要么是盗墓者，要么是文物街市，向来为学东谈主不齿。中国传统的史学家，则重考证轻考古，不具备考古极端是旷野考古的专科知识和进修。

国民政府中央参谋院历史话语参谋所在1928年5月刚刚成立。首任长处傅斯年其时三十出头，却成名已久，是古典体裁和史学名家。

傅斯年曾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甚为驳杂，也正得益于此，他有着深厚的当代科学修养和科研花样。上任历史话语参谋所代理长处起首，他就提议了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深切的一个原则——“上穷碧落下阴世，抓手抓脚找东西。”

前半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诗《长恨歌》，下半句是强调“膂力就业”，即“走路和举止去寻找辛苦”。

傅斯年把考古提到了中国历史学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践诺的问题摆在眼前：中国还莫得信得过称得上各人的考古学者。

历史话语参谋所下设四个组，分别是历史组、话语组、考古组、东谈主类学组。傅斯年访贤问能、招兵买马，刚刚从好意思国归来的李济被他访到了。

李济的学历配景高得吓东谈主。他留学好意思国5年，拿了3个学位：表情学学士、社会学硕士，终末是哈佛大学东谈主类学专科的玄学博士。

在李济的孙女李宁的口中，爷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一世只对我方的学术参谋感兴味，不善交际。据李济我方在《安阳》一书中的记录，他和傅斯年在1928年往时并无交加。

按照李济的专科，担任历史话语参谋所东谈主类学组主任看上去更合理，但是傅斯年却把考古组主任派给了他。

对李济而言，出任考古组主任，本色上并不是“转行”，相悖，这倒是傅斯年的“知东谈主善任”。李济是其时中国为数未几的有过旷野考古训戒的学者之一。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粹参谋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李济经历稍浅，任“特约讲师”。

在清华国粹参谋院期间，李济得到了好意思国弗立尔艺术馆出资赈济的一项考古策划。经梁启超推选，他在山西告捷挖掘了西阴村史前业绩。

这个业绩汇集的遗物中，最闻名的是一个东谈主工切割的蚕茧，李宁说，自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李济都把这个蚕茧放在一个试管里，摆放在办公桌上。

西阴村史前业绩的发掘，在其时政局飘荡的中国，并莫得引起多大的震憾，但是却成立了李济在考古学界的申明——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参与旷野考古的中国粹者。

对李济的任命，亦然为解历史话语参谋所的“当务之急”。在筹建历史话语参谋所的时候，傅斯年就曾经想好了建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发掘殷墟。

天然其时旷野考古学不雅念曾经稀罕进入中国，但是，如安在中国完成从考查、发掘到整理的经过，简直无东谈主领有训戒，包括傅斯年在内。

“中国的考古学无力另辟全新的考古地点，最爽气的是在既有出土记录的地点中遴荐。”唐际根说。

“那时候中国的考古花样并不练习，在莫得花样的情况下，面临材料亦然处理不了的。但是甲骨文曾经发现了，王国维又把甲骨文与《史记》相互印证，这就给了考古学一个现成的断代的契机。”他说。

剖释，从史料学角度启程，遴荐有文件赞助和完成了清醒断代的殷墟作为初度考古的指标，比寻找那些史前业绩妥贴得多。

不外，也正是因为殷墟早已申明在外，傅斯年不成笃定对它的发掘能有多大得益。

由于民国初年东谈主们文物康健的忽视，甲骨文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商场炒得价钱上流，奇货可居，殷墟的甲骨被盗掘十分严重，曾经不知谈被东谈主挖了几许遍。

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合计，经过三十年对甲骨文的征集，殷墟中埋藏的珍品惟恐早已被全部挖掘了，再进一步搜寻亦然枉悉心计。

为此，在找到李济之前，傅斯年先行派了其时闻名的甲骨文各人董作宾到安阳“踩点儿”。

“确犹未尽”

董作宾是自后学界闻名遐尔的“甲骨四堂”之一。

“四堂”指的是中国近代四位参谋甲骨文的闻名学者：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的字或号分别为鼎堂、彦堂、雪堂、不雅堂，是以并称“甲骨四堂，郭董罗王”。

闻名古翰墨学家唐兰曾评价：“自雪堂导夫先路，不雅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期间，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句话详尽了四个东谈主的主要成立：雪堂罗振玉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地盘为殷墟；不雅堂王国维把甲骨文与《史记》作了考证论证；彦堂董作宾对殷墟进行了断代；鼎堂郭沫若完成了甲骨文卜辞参谋。

但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不同，董作宾不但是甲骨文的参谋各人，而且耐久奔跑于考古发掘第一线，八次参加殷墟考古发掘。

殷墟发掘的第一铲土，就是董作宾挖下的。

董作宾也莫得旷野考古的训戒，不知谈该若何进行挖掘。不外，初到安阳，他滥觞要议论的不是如何挖，而是能不成挖的问题。

安阳当地东谈主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外东谈主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司法阻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其时北伐刚刚终了，河南省是不是能配合发掘殷墟照旧未知数；甲骨文来回大户都是短长两谈通吃，亦民亦匪……

幸亏，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东谈主，回到河南梓乡，总能有些关系。

董作宾滥觞找到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解释厅布告，东谈主脉颇广，经他引荐，董作宾得到了河南确立厅长、解释厅长的赈济。

随后，蔡元培、傅斯年又露面联结，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也赐与殷墟发掘纵情赈济。方位政府部门的首肯，为殷墟的考究发掘铺平了谈路。

1928年8月，董作宾到达安阳。到了这里，他就不再明言我方的真实目标了，而是一副收购甲骨的形貌。

董作宾先拜访了一些土产货的名流，有中学的校长，也有古玩店的雇主，通过探听，得到了多量安阳甲骨文的小谈音尘。

董作宾甚而找到了一个以刻甲骨文伪片为生的作秀妙手。经他手制作的甲骨文伪片看不出任何纰缪。若不是董作宾认得甲骨文，看出伪片上所刻卜辞毒头不合马嘴，惟恐也要“走眼”。

20世纪30年代小屯村隔邻的挖掘现场。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讲演，除了古董商在纵情汇集，番邦东谈主也对甲骨文极端敬重。为了发家，村民们大都干预到其中。村上有个田主就组织了一个广宽的挖宝队，正经八百地干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雇东谈骨干起来。两家发生了冲破。主东谈主一呼叫，两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苦战，自后还闹到了官府。县官下令，谁也不得再挖“宝贝”，这才掩旗息饱读。

但是当地并莫得就此停手挖“宝贝”。好多村民给他看了准备出售的有字甲骨，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

董作宾在小屯村雇了一个后生东谈主为向导，对方领他到了一个超过的沙堆旁，称这里挖出过甲骨。这个沙堆和罗振玉1915年探听这里时的形色齐全相悖。罗振玉的日志中说，甲骨可能埋藏在耕耘的棉花田下，而洹河畔的沙堆是不成耕耘的。可见罗振玉所见并不齐全，他所说的甲骨文已被挖尽言之过早。

随后，董作宾又找到罗振玉提到的棉花田。田庐的棉花长势正旺，畦埂间却不错清醒地看到几个新填上的土坑。在其中一个坑旁，他捡到了一块莫得字的甲骨。剖释，这是一个近期挖掘甲骨文的土坑，无字甲骨因为没什么经济价值被唾手丢弃了。

在阿谁炎暑的1928年的夏天，董作宾给傅斯年交上了一份开启殷墟考古历史的诠释，称“吾东谈主可由这次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

“确犹未尽”这四个字，给傅斯年吃了一剂安谧丸。

殷墟首掘

傅斯年得到董作宾“确犹未尽”的诠释时，李济刚刚归国，还莫得得到考古组主任的任命讲演。而此时的傅斯年和董作宾两东谈主，都曾经为初递次查的为止兴盛不已。小屯村的地下还埋着价值难以臆度的历史宝库。

董作宾的积极性更高，他制定了一份试挖掘策划，准备在“踩点儿”的基础上实地“探宝”。傅斯年当即愉快，并为此拨付1000银元的经费，购买了全部旷野考古所需的开导，包括测量仪器和照相器具。

董作宾蓝本只带着表弟王湘等两个助手到河南，后又从上海请了一位测绘员，河南省政府格外赈济，把郭宝钧等两东谈主派来作念帮手，一排六东谈主赶赴安阳。

有解释厅大员郭宝钧作陪，洹上村彰德高等中学关怀理睬，提供了食宿等所需。安阳县政府还从县自保团派出一队士兵，追随考古队赶赴小屯，并防守村里，保护发掘东谈主员、守护发掘现场。

在小屯村，董作宾雇佣了15名村民，负责挖掘。

15名村民是庄稼汉、壮劳力，挖坑没问题，他们当中有不少也挖过甲骨，但对考古挖掘的专科期间不错说一窍欠亨。试挖小组的六个东谈主，即就是董作宾这样的历史学家，讲到考古挖掘，亦然头一趟。莫得一个“行家”，一群东谈主只可边干边摸索。

1928年10月13日，发掘殷墟的第一铲土挖了下去。

董作宾很快发现，就连最基本的挖坑，他也不在行。

第一个坑的位置很难说有什么遴荐依据，只是在曾经出土甲骨的地域梗概遴荐一块地。

董作宾的设计是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明后充足，不错随时照相。但有挖掘甲骨训戒的村民辩护了他的设计。

当地东谈主都是挖长方形的沟，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圭臬，铁锨、抓钩用起来爽气；不错架辘轳，坑深时出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爽气。

董作宾倒是从善如流，立时按村民的建议更动辩论。然则挖了一天，把土都筛了一遍，一块甲骨也莫得。

正在气沮，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一种中药材)，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向下挖，很快能挖出一丈来深的一个小洞，将地下深处的根茎取上来。

这种向深处挖掘速率奇快的器具引起了董作宾的兴味，当即谈好工钱，请这位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襄理。

此法居然见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屑。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东谈主家院内有了大得益。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存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黢黑，笔迹清醒，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板229件，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得益颇丰。

董作宾十分兴盛，画图《二十四坑之土层过头出土器物图》，驱动审视到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干系信息。

11月，董作宾等东谈主带着第一次发掘的得益，兴冲冲地复返开封，与刚刚上任的考古组主任李济会合。没料到，李济天然也对多量出土甲骨文暗示惊喜，同期却相当不客气地品评了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挖掘方式。

李济在自后的著述中曾作念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当场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舆图，亦太苟简，且地层绪乱，一无纪录。”

傅斯年对第一次试挖的经过和为止也不是齐全舒畅，李济自后回忆，傅斯年说：“我等这次职责的目标，求翰墨（甲骨文）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

只是穷冬已至，第一次试挖有不尽如东谈主意之处也只可就此拒绝，静待冬去春来再进行第二次发掘。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只可把这些不尽如东谈主意之处行为念膏火。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指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要害道理，它不仅终清醒古玩喜欢者“安乐椅上参谋”的博家期间，更为背面的信得过道理上的考古挖掘开启了谈路。

李济和董作宾的第一次见面，就产生了一个辩护的论断，似乎并不自负。而本色上，这两位学者都有满盈宽阔的胸宇，业务、学术的探讨、争论开诚布公，绝不影响个东谈主关系。

董作宾对李济的品评也谦让收受，两东谈主还达成了一份“正人协定”：旧历新年后到安阳再联手搞一次试掘，董作宾参谋其中的甲骨文，李济负责所有其他的出土文物。

1928年12月，李济考究出任历史话语参谋所考古组主任，从此殷墟考古发掘迎来了“掌门东谈主”，李济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与此同期，傅斯年作念出调整，把发掘组改名为“国立中央参谋院河南殷墟发掘团”。

“科学”的考古

1929年春，李济主理的第二次殷墟发掘驱动了。

正如发掘组新的名字一样，这次发掘明确把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而不是单纯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职责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发掘之初，李济就提议考古不成有挖宝念念想，“一切的原始材料，只消能体现东谈主类的举止，哪怕是残陶碎骨，只如若经过有策划的科学方式汇集得来的，就能剖释信得过的学术价值”。

这次挖掘中，李济提议了“科学”的考古见识：“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个要求——必须有问题、必须有花样、纪录必须精确、必须无成见、必须有耐烦。”

在职责中，李济聘任了专科的测量员对业绩进行了测绘，以便更准确地刻画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备舆图。

他又在业绩内的若干地点以挖深沟的花样进行挖掘，主要的目标是要剖释地了解地层下地表的情况，以便找到甲骨堆积的特征。

此外，他还系统地记录和登记了每件遗物果泄露出地盘货、时期、周围的堆积情况和档次等等。

每个参加挖掘的职责主谈主员也相持写对于个东谈主不雅察以及旷野职责中发生情况的“职责日志”。

同期，李济给各人立下挨次，“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度财产，考古队同东谈主我方决不购买、保藏古物”，这成为所有中国考古东谈主心中最圣洁的戒律、底线。“考古不保藏，保藏不考古”于今仍是臆度别称考古东谈主的最基本的标尺。

1929年春季，李济他们一共挖出685片甲骨，对村南、村中庸村北的麦地、棉田进行了地下情况考查。挖掘终了后，他们把多量的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到北京。此时，创建于广东的史语所曾经迁址到北京了。

自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荒诞盗掘已让殷墟千疮百孔，但谁也不会戒备、汇集与甲骨一齐出土的“残陶碎骨”，更不要说那些挖出去的不同表情的土层。独一受过东谈主类学、考古学专门进修的学者，才会把注观点鸠合到这些莫得经济价值的“边角料”上。

李济撰写的第一篇殷墟考古的论文《小屯大地下情形分析初步》，关注的就是土。论文初度提到了“地层学”的不雅点。他根据考古经过中的发现和记录，合计殷墟的地下堆积分为三层：最深层是巨贾时期的文化堆积；覆盖其上的是散布浩繁的隋唐墓葬；最上头的是当代堆积层。

董作宾亦是殷墟考古彻里彻外的中枢东谈主物，他平直参与、主理的发掘就有八次。而作为甲骨文参谋的闻名各人、“甲骨四堂”之一，他最大的成立天然体当今其甲骨学参谋上。

董作宾最值得敬仰的参谋后果当属《甲骨文断代参谋例》及《殷历谱》。前者完成于殷墟发掘期间（1933年），提议甲骨断代参谋的十项模范，把甲骨分为五期。从此甲骨学参谋有了精确的年代学依据。这样的成立，用他我方的话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就是科学考古的后果。

考古学家的摇篮

殷墟发掘从第二次驱动走上科学考古的正轨，本该就此提速，没料到，当年秋季的第三次发掘就遇到了横生的枝节。

历史话语参谋所遇到的最大一次粗重发生在1929年到1930年之间。

殷墟发掘驱动之时，中研院和河南方位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包摄和复旧上有所商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给河南方位部门保存。

但在1929年春第二次考古发掘之时，李济等东谈主就发现，河南当地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

中央参谋院在殷墟的发掘鸠合在春秋两季，因为冬季天寒地冻，不具备野外考古的要求，夏日雨水过多，对挖掘中的历史遗迹容易变成迫害，是以这两个季节被掩盖开了。

考古东谈主员在乎季节，盗掘古物的东谈主可不在乎。考古东谈主员不在的夏日和冬季，成了他们纵情挖掘文物的时机。

当先，安阳的盗掘只是鸠合在甲骨上，主要参与的东谈主是古董商，销售商场以北京和天津为主，开封亦然一个迫切的转运中心。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盗墓的界限赶快扩大，简直所有类别的安阳遗物，都成为盗掘者的指标。

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后果颇丰，李济和董作宾为了保护出土文物免遭迫害，把部分文物带回了北京进行整理和参谋。

这个作念法惹恼了方位政府。

率先反对的是河南省藏书楼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他以史语所违抗合同为由，央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发掘，转而托福河南博物馆进行挖掘。

这场殷墟文物之争，让李济等东谈主在安阳的第三次挖掘中断了三个星期。

殷墟考古陷于停滞，1929年底，傅斯年赶到河南开封调节，对李、董二东谈主的作念法进行了解释，况兼承诺史语所绝不会独占文物。

关联词，在此期间，何日章曾经在安阳组织了新的挖掘，这次挖掘一直持续到1930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运到了河南开封。

李济在《安阳》一书中说：“天然这场政事性的扰乱很快就惩处了，但挖宝的传统不雅念果断得很。为此咱们中的好多东谈主积极举止，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

国民政府立法院如实在1930年6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条挨次：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度的财产，任何个东谈主和私家团体都无权发掘。但是，在方位势力割据的政事环境下，安阳乃至宇宙的古物商场都莫得严格贯彻这项司法。

1930年以后，以面向欧洲和日本买家为主的洋庄渐渐占据了商场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山中商会甚而曾派员专门镇守安阳。

在这样的要求下，史语所的考古组一边处理方位矛盾，一边与殷墟的盗掘者“竞走”，在1937年殷墟因抗战爆发罢手挖掘之前的十几次考古挖掘中，取得了诸多举世细心的考古成立。

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来了一位新成员——梁念念永。正是他的加入使得殷墟发掘期间日趋练习，甚而有东谈主合计殷墟发掘从此才信得过合乎科学考古的方式。

殷墟前三次发掘，天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康健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颈，但旷野期间却是他的弱项，梁念念永恰恰在旷野发掘期间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孝敬。他是殷墟考古经过中第一个信得过受过当代科学考古进修的东谈主。

梁念念永是梁启超次子，1923年入哈佛大学参谋院攻读考古学和东谈主类学。他在哈梵学习时曾参加好意思国西南部印第安东谈主业绩发掘。

梁念念永依据土质土色不同别离地层进行发掘，而不是之前殷墟发掘所摄取的东谈主为别离水深谷层的花样。即就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好意思洲考古，这也非渊博花样。摄取这种发掘花样，梁念念永在殷墟后冈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极其闻名的“后冈三叠层”。

“后冈三叠层”发现之前，学者们对西部彩陶文化、东部黑陶文化以及中部灰陶文化三者的晨夕关系众说纷纭，而晨夕的年代学问题恰正是深入参谋的基础。梁念念永摄取正确的发掘花样，惩处了这个学术费事，这成为了解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有劲地评论了其时一些西方学者提议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梁念念永还主理了第10、11、12、14次殷墟发掘。最迫切的得益是对殷墟王陵区的大界限发掘，阐明了殷墟王陵的存在，这对参谋殷墟布局趁早期王陵轨制提供了珍稀材料。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当代道理上的科学考古发掘，殷墟考古第一阶段从1928年驱动，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被动暂停，为期十年。十年间，不但考古后果硕果累累，更为枢纽的是，在这期间培养出了第一代的中国考古学东谈主。

以董作宾知心身份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的郭宝钧，自后“西宾有素”，从河南省解释厅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因为莫得干系专科的知识配景，他边干边学，自后主理了殷墟第八次、第十三次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郭宝钧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参谋所任参谋员。1950年至1957年，国度进行了第二阶段殷墟考古，郭宝钧主剃头掘了闻名的殷墟武官村大墓，为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提供了极为迫切的凭证。

更有一批初出茅屋的考古职责者，从殷墟驱动了考古活命，其中中枢的十东谈主有“考古十兄弟”之说。他们之中，除两东谈主在自后的战乱中英年早逝除外，走出了中国科学院考古参谋所长处刘耀、甲骨文参谋雄风级各人胡厚宣等，1949年随中研院去台湾的有四东谈主，石璋如、高去寻成了“中央参谋院”院士，俱为考古界一代巨匠。

1938年，殷墟考古中断之后，殷墟发掘团盘曲来到长沙。国度危一火之际，众东谈主各有遴荐，有四东谈主奔向延安，六东谈主或留在史语所，或分拨到中央博物院。石璋如曾撰文深情回忆他们在长沙清溪阁饯别的景况：

参加的东谈主除了十兄弟，还有李、董、梁三先生及几位技工。想想改日分别，远景未卜，各人只不错酒买醉，连气儿喝下11杯：第一杯“中国万岁”、第二杯“中央参谋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山东古迹参谋会万岁”、第七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先生健康”、第十杯“梁先生健康”、第十一杯“十弟兄健康”，如斯各人醉得一塌蒙眬啊！

走出疑古期间

殷墟博物馆里成列着小屯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在中央参谋院主理的安阳前后15次发掘中，一般合计成立最高的，是第十三次挖掘中H127地下档案库的发现。

这个在小屯发现的地下贮藏坑里，堆着数以千计的字甲。

1936年6月12日下昼四点，根据职责安排，李济他们行将终了这一天的挖掘职责。

他们的职责一般是五点半收工，为止在一个半钟头的时期里，不外半立方米的土中，挖出了3760块龟板。

于是，单为了这个坑，他们第二天又整整挖了一天。文物的数目和种类远远超出了李济的设想。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只取出了埋藏珍品面上的一小部分。

音尘不胫而走，立即在当地引起了震憾。出于安全议论，有东谈主提议把这坑甲骨举座“搬家”。

他们又花了四日夜的时期，最终把堆积成一体的甲骨举座挖了出来。这个巨型的甲骨堆积块重达数吨，在场的考古东谈主员都上手也没法转移。终末是找到了一家棚杠队，动用了64个壮小伙儿，用木杠肩挑背扛，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这个短小精悍运到了火车站。几天以后，甲骨运到了其时的中央参谋院所在地南京，安放进了藏书楼大厅里。

经过几个月的悉力，董作宾的助手胡厚宣告捷剥离了档案块中的甲骨，数目之巨令东谈主咋舌：一合计帐出甲骨17096片，占史语所15次发掘出土甲骨片总和(24918片)的68.6%。而在百年来殷墟出土甲骨片总量中，H127坑的甲骨数目也占十分之一还多。

根据甲骨文断代参谋，这个坑里甲骨文的期间为商代武丁时期。如斯巨量的甲骨只然则专门贮存的档案库，存储地只然则商代都城。

《史记》纪录，武丁是商代第二十三位君王，他的叔叔、商代第二十位君王盘庚把国都搬迁到了殷，史称“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后，实行商汤的政令，从此庶民安祥，商朝国势再度振兴，到武丁时期达到顶峰。故后世称商朝为“殷”或“巨贾”。

“在这个闻名的H127坑发现往时，李济他们曾经找到了商王朝的王陵区和宫殿区，证实了《竹书编年》对于商代晚期都城地望的纪录。而H127坑的几千片龟甲，使得殷墟曾经是商代晚期都城成为不可动摇的论断。”唐际根说。

殷墟考古带给中国史学界最迫切的论断，是把中国的可靠历史鼓舞到了商代。

此前，根据断代的最精确花样和最严格模范来测算，中国可考历史的始年可定为公元前841年。这个时期约为巨贾消一火后的200年。

而安阳殷墟的发掘，让在这之前若干的历史空污点，取得了实证。

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商纣淫乱等据说，在考古凭证的印证下，不再只是文籍中纪录的“故事”，而是一个个如实可考的史实。

这样一来，有物证可考的中华信史向前蔓延了1100多年。因为此前独一文籍纪录，并无什物凭证，西方不承认中中端淑的五千年历史。

非但西方，中国史学界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疑古”念念潮笼罩。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东谈主是“疑古派”的代表东谈主物。最闻名的不雅点就是胡适所说“东周之前无史”。周代青铜器，是其时能够找到的年代最久远的历史物证。“疑古派”对东周之前无物证历史的作风是“宁可疑古而失之，不真实古而失之”。

从殷墟驱动，史影变成了信史，中国的史学家渐渐走出了“疑古期间”。那一代的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的多量早期文件，极端是司马迁《史记》中辛苦的高度可靠性收复了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参谋所重新启动了中断十余年的殷墟挖掘，在小屯成立了考古职责站。而后数十年的旷野发掘中，殷墟的参谋不竭取得要害成立。

时于当天，殷墟成为备受全世界关注的历史文化业绩。殷墟博物馆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甲骨文发现地”六个字。殷墟的价值和道理远不啻如斯，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发源地，更是中中端淑的摇篮。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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